48284 跌出 10 強的天津,還有戲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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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跌出 10 強的天津,還有戲嗎?
          2023/07/30
          歷經繁榮與滄桑后重新改寫命運,這是百年天津身上發(fā)生的故事。
          本文來自于微信公眾號“礪石商業(yè)評論”(ID:libusiness),作者:王劍,編輯:劉學輝,投融界經授權發(fā)布。

          在許多人眼里,天津這座直轄市很特別,似乎到處充滿了歡樂。只要天津人一開口,甭管說啥,讓人聽著就樂。

          這是因為天津方言在整個北方語系中自成一派,不急不躁帶有強烈的地方特色,卻又不知來自何處。

          就像北方人吃面一定配蒜,天津人張口閉口離不開一個“嘛”字。

          別的地方打招呼問“您這是上哪???”,天津人則說“您,干嘛去???”這個“去”不是發(fā)“qu”,而是“qie”;再比如,“你介似干嘛”“有嘛事兒”“嘛玩意兒”,反正十句話有九句必定帶個“嘛”字。

          天津也被稱為“哏都”,因為當地人說啥都會帶句“哏兒”,也就是當地的俗語。比如夸人不錯,那會說“介人兒可zen(真)哏兒”;要說對某人有意見,往往會說“你介人兒真哏兒,嘛玩意兒”。

          正因為天津人平時喜歡互相調侃,語言又風趣幽默,才走出如馬三立、侯寶林、常寶華、馮鞏、郭德綱等這些著名的相聲藝人。

          天津方言中的“打镲”“捯飭”“碎嘴子”“幺蛾子”,也大多是相聲藝人表演的段子,逐漸被大眾所熟悉。

          不過,天津可不只是盛產歡笑,同時還是北方十大“萬億城市”中,僅次于北京的城市。同時還是華北重要的航運中心、物流中心和現代制造業(yè)基地。

          更重要的是,天津也是我國歷史上唯一有著確切建城時間記錄的城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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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九河下梢天津衛(wèi)

          天津東臨渤海,北靠燕山山脈,是守衛(wèi)首都北京的重要門戶。

          不過天津的歷史并沒北京那么悠久。雖然天津附近早在商周時期就有人類活動的痕跡,但如果勉強算有城市規(guī)模,應該是秦朝統(tǒng)一天下后,將天下分為三十六郡,設右北平郡,治所在今薊縣(當時稱為無終縣)。

          當時的天津只有薊縣是陸地,如今的天津市區(qū)、塘沽等地都還泡在海水中。所以從歷史和地理角度來說,天津的城市文明始于薊縣。

          今天被稱為天津人“母親河”的海河的出現,其實要感謝三國時期的一個人,曹操。

          跌出 10 強的天津,還有戲嗎?

          曹操滅袁紹后,為肅清逃到烏桓(今遼寧朝陽一帶)的袁氏殘余勢力,開始北征。

          在薊縣當地人田疇建議下,曹操組織大軍開鑿了五十多公里的平虜渠,溝通了滹沱河(今子牙河)與泒水(今大清河),同時又開鑿了泉州渠與新河。

          雖然曹操做的這些都是為了方便運輸北伐所需物資,卻奠定了后來海河水系的基本面貌。

          隋唐時期,隋煬帝開鑿大運河,位于運河北部、兼有河海運輸之便的薊縣地位日漸重要。

          運河與“五河尾閭”(今海河)在市區(qū)三岔河口交匯,成為“三會海口”(三條河流匯合入海處)的重要樞紐。

          唐詩《長恨歌》里面有一句“漁陽鼙鼓動地來,驚破霓裳羽衣曲”,漁陽,就是今天的薊縣。

          安祿山之所以能直搗長安,嚇得唐明皇西逃,正因為他身兼平盧、河東、范陽三鎮(zhèn)節(jié)度使,而漁陽是其重要的軍需物資儲備基地。

          唐朝土崩瓦解后,經歷了混亂的五代十國時期,海河流域成為宋遼之間的界河,薊縣也被契丹人占據。

          契丹人在薊縣經營多年,信奉的佛教也隨之開始盛行。時至今日,薊縣著名的白塔,盤山的天成寺,都是當時佛教盛行的遺跡。

          南宋時期,崛起的金人沿著海河水系繼續(xù)開拓漕運,并設置了軍事組織“直沽寨”進行守護。

          “直沽”,也成為天津城市發(fā)展中有史料記載的最早名稱。

          元代建立后,糧食主要靠水陸聯運,其中水路是由今江蘇太倉瀏河至大沽口轉經海河干流,再沿北運河北上。雖說總航線超過5000里,但往返不過20日。

          元延祐三年(1316年),“改直沽為海津鎮(zhèn)”,此地不僅是漕糧運輸的轉運中心,同時設有大直沽鹽運使司,專門負責鹽業(yè)產銷。

          隨著歲月更迭,昔日繁忙的“直沽”因為戰(zhàn)亂逐漸走向衰落,慢慢成為一座不起眼的渡口小鎮(zhèn),直到迎來一位改變命運的皇帝。

          史料記載,公元1370年,燕王朱棣從直沽附近的渡口南下,起兵爭奪皇位。

          公元1404年(明永樂二年),朱棣為紀念由此起兵“靖難之役”,將此處命名為“天津”,開始筑城設衛(wèi),稱天津衛(wèi),隨后又分別增設天津左衛(wèi)和天津右衛(wèi)。

          清順治九年(1652年)三衛(wèi)合一歸并于天津衛(wèi),后改為薊州府,設立民政、鹽運和稅收等建置。依托漕運,商業(yè)、手工業(yè)的興達,天津終于脫離軍事衛(wèi)所的單一屬性,成為北方商賈萃集的繁華城市。

          “九河下梢天津衛(wèi),三道浮橋兩道關”,這座因漕運而興的城市很快又被卷入歷史的風浪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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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近代工業(yè)的多個“第一”

          直到現在,許多天津人還將自己的城市稱為“天津衛(wèi)”。這個“衛(wèi)”,衛(wèi)的是誰呢?當然是首都北京。

          而這一個“衛(wèi)”字,也道出天津語言與人口復雜的緣由。

          《天津縣新志·汪來傳》說:“明初有戍天津者,因家焉?!?/span>

          由此可見,天津是由于朱棣部署“戍天津者”后,這里才逐漸形成規(guī)模,建城的最大作用便是拱衛(wèi)北京。

          當年追隨朱棣征戰(zhàn)的有不少是老家皖北人(今蚌埠固鎮(zhèn)、鳳陽以及宿州一帶),正因天津地理位置重要,朱棣稱帝后,便將這些皖籍將士安置在此。

          明朝時期的“衛(wèi)”是軍屯制,也就是以軍事組織形式進行生產與生活。隨著這些將士以及家屬在天津定居,一代又一代的鄰里守望,最終成為獨樹一幟的“方言孤島”。

          根據后來不少專家考證,天津方言與周圍北方語系格格不入,很大程度是因為天津當地的母語逐漸被來自江淮平原地區(qū)的移民同化所致。

          大約四百年后,又有一批安徽人來到天津,這便是李鴻章麾下的淮軍。

          義和團運動剿滅之后,曾國藩對他麾下的湘軍進行大規(guī)模裁撤,而李鴻章麾下的淮軍卻因他的步步高升而保留。

          1840年,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,將淮軍調入天津,擔負起自北起天津、南到上海的防守任務。

          甲午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前,駐防天津的淮軍有數萬人,如果算上家屬親眷,總數近十萬,占天津總人口的十分之一。

          李鴻章是安徽合肥人,因此淮軍大多來自合肥周邊的肥西、肥東、長豐一帶,方言基本都是合肥話。

          如此數量龐大的合肥方言群體又一次與天津話發(fā)生融合,帶來的影響顯而易見。

          鴉片戰(zhàn)爭結束后,西方列強用炮火轟開了中國的國門。他們看中天津臨近京畿,交通便利的條件,威逼清政府開放天津,隨后英法俄日等九國在此設立租界。

          當時,列強的租界面積居然比天津主城區(qū)還要大八倍之多,完全不受清政府管轄和制約。

          李鴻章赴任天津后,看中城市臨海便于進口機器和原料的優(yōu)勢,將此地作為興辦洋務的大本營,建造了亞洲最大的兵工廠天津機器局,并開設了開平礦務局,興建了專門運煤的唐胥鐵路。

          跌出 10 強的天津,還有戲嗎?

          一家家近代化企業(yè)在天津競相興起,也拉開了中國近代化的序幕。

          中國第一家郵局,第一套郵票都誕生在天津,率先開啟國內的海運和陸運郵路;

          第一根電報線在大沽炮臺與天津之間架設;

          第一所電報人才培養(yǎng)基地,電報水雷學堂;

          第一批公派留學生從天津踏上赴美求學之路;

          第一所現代大學,北洋大學;

          第一所陸軍軍官學校,天津武備學堂;

          第一所國際水準的海軍軍官學校,北洋水師學堂;

          ……

          伴隨西風東漸,西方先進技術與文明薈萃一堂,讓中國近代史上無數工業(yè)與軍事領域的“第一”誕生在了天津,這座昔日的漕運之城也因此成為歷史變革的“風暴眼”。

          3

          舊中國時期的天津

          李鴻章去世后,袁世凱旗下的北洋軍成為清政府最重要的軍事力量。

          有感于腐朽落后的八旗舊制,袁世凱在天津小站以德軍為藍本操練北洋新軍,建立起真正意義的現代中國陸軍。

          袁世凱坐鎮(zhèn)天津時,開辟河北新區(qū),與租界分庭抗禮。同時,他修新火車站,辦北洋銀元局、直隸工藝總局,抵制租界壟斷,開啟了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“北洋時期”。

          等袁世凱的“竊國之夢”破滅后,他身后的大小野心家紛紛登臺,“城頭變幻大王旗”,攪得中華大地天昏地暗。

          20世紀初,世人稱“北京是前臺,天津是幕后”。租界將天津劃為兩個世界,英租界的“五大道”,匯聚了二百三十多幢風格獨特的別墅,下野軍閥在此遁跡。

          跌出 10 強的天津,還有戲嗎?

          他們一邊享受優(yōu)渥的生活,一邊觀察著北京的風吹草動,伺機行事。波譎云詭的近代政治幾乎都發(fā)源于這里,每棟綠蔭遮蔽的別墅內,都留下了歷史的印記。

          租界內,天津報業(yè)百花齊放,新思想百家爭鳴。

          嚴復在此譯出《天演論》,就連人人訂閱的《大公報》也是在1902年創(chuàng)刊于天津法租界,1935年發(fā)行上海版,隨后遷移到香港至今,成為中國發(fā)行時間最長的報紙之一。

          租界外是另一番景象,除了幾處鬧市區(qū),很多昔日駐扎軍隊的地方,流氓地痞與軍警沆瀣一氣,早就兵匪一家;南端則是著名的“三不管”,聚集了一大批天津本地及逃難而來的底層群體,烏煙瘴氣。

          天津話說“平地摳餅,對面拿賊”,意思就是在這種環(huán)境下,想活命先得靠不要命的本事。

          城市另一邊的碼頭,江湖豪俠與江湖騙子魚龍混雜,坑蒙拐騙,受苦的永遠都是底層老百姓。

          苦的還有昔日江湖藝人,也就是所謂吃“開口飯”的京劇、評劇、相聲、評書藝人,但這碗飯實在不好吃。

          梨園行常說“北京坐科,天津唱紅”,因為天津觀眾的眼光最挑剔,唱得不好立即就翻臉起哄。

          這些江湖藝人因為身份卑微,不僅要受到政客、軍警的盤剝,還被視為“下九流”的職業(yè),除了個別被追捧的“大腕”,絕大多數只是勉強糊口。

          啥都不怕,啥都敢罵,加上特殊的社會形態(tài),構成了天津人吃軟不吃硬的性格底色。

          罵歸罵,可天津人凡事又敢為人先,遇到不爽的事情就得爭一爭。

          歐洲列強在天津開設租界后,各種洋貨爭相而至,阻礙了民族工業(yè)的不斷發(fā)展。

          可天津人骨子里不服輸,加上洋務運動的洗禮,這座城市也成為華北乃至全國工業(yè)的搖籃。

          依托原有的兵工產業(yè),天津的貽來牟機器磨坊帶來中國鑄鐵和機器制造業(yè)的興起,各類新工藝和設備不斷推陳出新,讓民族資本主義有了萌芽的土壤。

          此時,天津也涌現出一大批民族資本家,靠著一己之力對抗歐洲列強對實業(yè)的壟斷。

          中國民族化工之父范旭東留日歸來后,創(chuàng)辦久大精鹽公司,生產出中國第一批精鹽,打破日商的壟斷;同時他又創(chuàng)辦永利堿廠,提升技術,打破英國壟斷。

          不僅如此,周學熙的啟新洋灰公司、宋棐卿的“抵羊牌”毛線廠、宋則久的天津造胰(肥皂)公司、孫冰如的壽豐面粉公司,都是中國民族工業(yè)的杰出代表。

          天津主要銷售國貨的勸業(yè)場,不僅是華北規(guī)模最大的百貨商場,同時也是國貨最為集中的銷售場所,至今還是天津著名的商業(yè)地標。

          與此同時,商業(yè)的繁榮也加速了天津金融業(yè)的不斷演進。

          作為北方鹽漕基地和商貿中心的天津遍布各類票號和錢莊,為了抵御西方列強對經濟上的管控,1882年中國第一個近代銀行匯豐天津分行建立,隨后各類銀行遍地開花。

          到上世紀20年代,天津的金城、大陸、鹽業(yè)、中南并稱“北四行”,與浙江、上海的“南三行”呈對立之勢,天津更成為北方首屈一指的金融之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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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中國最早的計劃單列市

          直到新中國成立初期,天津仍舊是北方第一經濟強市。

          1950年,天津進出口貿易總額占全國的28%,居各省市第一位。

          1952年天津GDP12.8億,是北京的1.62倍;1957年天津財政收入7.99億,是北京的1.25倍。

          作為我國近代工業(yè)的發(fā)祥地之一,天津工業(yè)基礎雄厚,工業(yè)全部41個大類中占了39個;207個中類占了191個,曾經創(chuàng)下了無數個新中國“第一”。

          1950年,第一輛國產無軌電車;

          1954年,第一塊國產手表;

          1956年,第一臺國產照相機;

          1958年,第一臺國產電視機;

          ……

          當時天津產的海鷗手表、飛鴿自行車、梅花牌運動服、郁美凈兒童霜都是國人爭相購買的“靚貨”。

          跌出 10 強的天津,還有戲嗎?

          無數個輕工業(yè)“第一”不僅讓國人感到自豪,也讓天津人真正感受到工業(yè)化帶來的巨變。

          看到天津的經濟如此雄厚,河北曾將自己的省會由保定搬到了天津,開啟了河北與天津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糾葛。

          不過,這并不是天津首次當省會。晚清時期,天津就是直隸省會。國民政府時期,天津第二次成為河北省會。

          1949年,新中國成立后,恢復河北省建制,省會駐保定,天津為直轄市。

          “一五”期間,河北省覺得保定工業(yè)基礎較差,希望將省會搬遷到平漢與正太鐵路交匯的石家莊,但考慮到搬遷資金費用,決定省會依然暫定在保定。

          1958年4月,經過河北省向中央的再次建議,決定依托天津原有的歷史地位和工業(yè)基礎,希望將天津作為省會,得到了中央批準。

          天津市劃歸河北省后,雖然是省會,地位高于保定、石家莊、唐山、張家口、承德等市,但名義上已屬河北省管轄,中央的資金和物資經由河北省作二次分配。

          河北省為平衡全省,便將原分配給天津市的資金、物資在省內重新調配,導致天津當地干部和企業(yè)十分不滿。

          雙方矛盾越來越嚴重,官司打到國務院后,周總理下令:今后在分配*金、物資時,仍按直轄市對待天津。

          具體做法是,下達計劃指標時,河北省后面增加一行“其中天津市”,這便是后來“計劃單列市”的由來。

          甚至在三年困難時期,天津作為全國四大工業(yè)基地之一,所有市民口糧與直轄市的北京、上海及重工業(yè)集中的遼寧省一樣,由中央下令,從外省調進。

          1966年,中央為備戰(zhàn)提出“三線建設”方案,考慮到天津地處沿海,是國防第一線,河北省再次提出要將省會搬遷到保定,但最終落在了石家莊。

          1971年,河北省覺得石家莊還是不夠理想,希望還是搬遷到保定,周總理最終一錘定音:河北省省會不要再遷!

          從此,河北省省會一直留在了石家莊。

          此時,天津又一次恢復直轄市身份,卻因自身優(yōu)勢留下了省會期間建設的大學和醫(yī)院。

          比如如今的河北工業(yè)大學、天津醫(yī)學院附屬總醫(yī)院,都是河北省當年想轉走卻未能如愿的。

          不過,作為補償,原天津師范學院改名的河北大學(現搬遷到保定),以及由天津負責建設的天津醫(yī)科大學第二附屬醫(yī)院(原河北省醫(yī)院)劃歸河北與天津共同管理。

          隨后很長一段時間,計劃經濟體制庇護下的天津,日子過得悠閑,但發(fā)展也驟然減緩。

          5

          初見端倪的濱海新區(qū)

          改革開放前,第二產業(yè)一直是天津經濟發(fā)展的主要支柱。

          相關資料顯示,從1949年到1975年,天津的第二產業(yè)比重迅速上升,從36.36%上升至72.12%,是名副其實的工業(yè)之城。

          到1978年,天津三大產業(yè)結構的比重分別為6.1%、69.6%、24.3%,經濟結構基本沒啥大的變化。

          改革開放初期,天津市經濟和工業(yè)主要聚集在中心城區(qū),濱海地區(qū)和遠郊區(qū)縣經濟與工業(yè)相對薄弱。

          1985年,天津工業(yè)布局中,市區(qū)工業(yè)產值占全市工業(yè)的70%-80%,濱海地區(qū)工業(yè)產值占全市的12%。

          此時的天津作為首批沿海開放城市之一,吸引了三星、摩托羅拉、大眾、豐田、可口可樂等外資企業(yè)入駐,天津工業(yè)也借助改革開放之勢突破百億,但也呈現出城市污染嚴重、能耗高、產業(yè)集聚度較低等問題。

          雖然天津也意識到這個問題,調整了城市布局的規(guī)劃方向,提出“一條扁擔挑兩頭”戰(zhàn)略:即整個城市以海河為軸線,改造老市區(qū),作為全市的中心;工業(yè)發(fā)展重點東移,大力發(fā)展濱海地區(qū)。

          但受困于經濟發(fā)展乏力,這些規(guī)劃始終難以真正落地實現。

          更重要的是,天津毗鄰北京太近,吸引和容納了原本屬于天津的大量經濟和人力資源,令天津在各方面都顯得十分被動。

          伴隨改革開放不斷深化,珠江三角洲、長江三角洲等區(qū)域經濟迅速發(fā)展,有著優(yōu)越自然條件和經濟基礎的環(huán)渤海地區(qū)卻發(fā)展相對緩慢,并出現特殊的“環(huán)京津貧困帶”現象。

          這一時期,天津作為直轄市的經濟增速一直低于全國水平,甚至不斷被“后起之秀”超越。

          1991年,天津的經濟總量相比6年前,僅僅增加了79億,為179.75億元。

          八十年代末,廣州首先超越天津,隨后成為直轄市“新生”的重慶也在經濟總量上超過天津。

          2000年之后,南方發(fā)展飛速的深圳與蘇州經濟總量也超過天津,使得天津的經濟地位在全國城市排名中不斷退后。

          1994年,天津市提出,要用8年的時間,將國有大中型企業(yè)嫁接、改造、調整一遍。核心的舉措無非兩點:盤活國有資產存量,積極擁抱優(yōu)質外資。

          此時的天津通過發(fā)展以外資為主的通訊設備制造、汽車工業(yè)等產業(yè),以及石化、紡織、服裝、自行車、電焊條等傳統(tǒng)產業(yè)項目,在經濟結構上不斷尋找突破。

          破局的希望被寄托在了剛成立的濱海新區(qū),濱城之于天津,猶如浦東之于上海。

          跌出 10 強的天津,還有戲嗎?

          天津市借助天津開發(fā)區(qū)、保稅區(qū)、高新區(qū)多年的積累,再加上天津港連續(xù)20%的吞吐量增長,向中央提出了濱海新區(qū)的規(guī)劃。

          2006年,國務院一紙文件將濱海新區(qū)抬升到國家戰(zhàn)略層面,“第三極”成為其時頻頻見諸媒體溢美之詞。

          天津市也拿出從未有過的氣魄,準備在濱海新區(qū)這個“廣闊天地”,大干一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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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萬億城市的底色

          乘著政策東風,天津提出了“雙城雙港”的城市戰(zhàn)略,即天津全市四大主體——中心城區(qū)、濱海核心區(qū)、天津港北港、天津港南港——濱海獨占“一城雙港”,這還不算也在濱海新區(qū)范圍內的天津濱海國際機場。

          2008年,借奧運會舉辦的契機,全國第一條高鐵,京津城際鐵路開通,揭開京津冀一體化的序幕。

          雄心勃勃的天津又將濱海新區(qū)的戰(zhàn)略規(guī)劃升級為“九大功能區(qū)”載體平臺,其中五個以第二產業(yè)為主(先進制造業(yè)產業(yè)區(qū)、臨空產業(yè)區(qū)、臨港經濟區(qū)、南港工業(yè)區(qū)、濱海高新區(qū)),四個以第三產業(yè)為主(中新生態(tài)城、濱海旅游區(qū)、中心商務區(qū)、海港物流區(qū))。

          天津那時是以上海浦東新區(qū)為對標:于家堡VS陸家嘴,開發(fā)區(qū)+保稅區(qū)+高新區(qū)VS張江+外高橋+金橋,東疆港VS洋山港,濱海國際機場VS浦東國際機場。

          根據規(guī)劃,到2020年,天津濱海新區(qū)要將常住人口從200萬增加到600萬,年均人口增長30萬。

          2009年,濱海新區(qū)實施了比“九大功能區(qū)”尺度更大的“十大戰(zhàn)役”,城市骨架格局從南到北、由東至西全面拉開,計劃三年投資達1.5萬億。

          對比當時三年間,上海市固投總額為1.53萬億,廣州市為0.8萬億,北京市為1.46萬億,GDP尚不到萬億的天津,這把簡直算是allin了。

          固定資產投資加大后,天津又圍繞九大功能區(qū)先后成立了中心漁港經濟區(qū)、北塘經濟區(qū)、輕紡經濟區(qū),使得原本就是多頭發(fā)展的濱海新區(qū)資源更加分散。

          為了擴大濱海新區(qū)的有效使用面積,容納多個國字號重大化工項目,天津還耗費巨資填海造陸建設了高達160平方公里的化工園區(qū)。

          顯然,天津將濱海新區(qū)當作新的經濟增長引擎,不惜巨資打造,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到“碩果”。

          但理想很豐滿,現實太骨感。

          2009年,由于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,使得原本對外向型經濟高度依賴的濱海新區(qū)遭到重創(chuàng):外資直接投資減少、進出口總額下行、日韓企業(yè)撤資……

          隨著發(fā)達國家制造業(yè)回流和新興市場國家市場需求下降,天津瞄準的海外市場幾乎全部落空,砸下巨資圍海造陸、修路建港,不僅寄予厚望的龍頭項目全部泡湯,就連投入了不計其數的改造資金,在濱海北部建造的漢沽城區(qū),也幾乎成為一座“空城”。

          天津的石化產業(yè)雖然一路高漲,但在環(huán)保、雙碳等大環(huán)境的壓力下,也倒逼著城市尋找新的增長極。

          幸好,吸引外資的并不只是天津的濱海新區(qū),毗鄰北京的優(yōu)越地理位置,以及多項國家級優(yōu)惠政策,天津依然是很多外資的首選。

          2003年,豐田就與一汽在天津開設整車工廠,目前已經有三家合資汽車廠,產能也從最初的4.95萬輛增至2022年的62萬輛,占一汽豐田整車總產能的66%。

          正是因為豐田落戶天津,川崎機器人也通過天津進入中國市場,帶動國內工業(yè)機器人全面發(fā)展。

          天津的汽車工業(yè)逐漸形成以一汽豐田、一汽大眾、長城等5家汽車整車企業(yè)為龍頭的產業(yè)矩陣,成為僅次于石化的第二大產業(yè)。

          2008年,空客在亞洲的首條總裝線落戶天津,這是空客在全球的四大總裝基地之一。迄今為止,已總裝超過600架A320系列飛機,大部分都交付給了中國的航空企業(yè)。

          除航空成了天津最重要的戰(zhàn)略性新興產業(yè),高新科技產業(yè)也成為天津的“香饃饃”,陸續(xù)引進了以中芯國際12寸晶圓廠、聯想天津產業(yè)基地為代表的高新項目,開啟了信息技術的產業(yè)布局。

          天津以石化、裝備制造業(yè)、電子產業(yè)、醫(yī)藥制造業(yè)為主要支柱產業(yè),為經濟帶來源源不斷的新增量,十年時間,規(guī)上工業(yè)增加值同比增速達到兩位數的增長。

          2000~2016年,天津高達13.63%的年均增速大幅度領先于全國GDP的年均增速(9.42%);工業(yè)增加值實現年均17.38%的增長速度,也接近全國年均增速的2倍,天津也昂首邁入“萬億城市俱樂部”。

          7

          擠掉水份的“賓每新區(qū)”

          2016年,眾多新興產業(yè)集聚的濱海新區(qū),GDP高達10002億元,超過浦東新區(qū)的8731.84億元,宣布成為首個萬億級國家新區(qū)。

          雖然有人質疑,常住人口不到300萬,不及浦東新區(qū)的60%,產業(yè)集聚、輻射能力不在同一個數量級的濱海新區(qū)GDP居然超過浦東新區(qū),這樣的數據實在不正常。

          但這并不妨礙坊間經濟媒體和觀察家,興奮地將北方“經濟中心”的高帽扣在了天津“頭”上。

          只是誰也沒想到,一路高歌猛進的天津經濟,突然一夜之間跌下神壇。

          最令人驚訝的是,在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與形勢都沒有發(fā)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下,2017年天津GDP增速竟下滑了近2/3,位列全國倒數第一,創(chuàng)28年新低。就連始終排在末尾的東北三省經濟增速都超過了經濟增速連續(xù)領跑全國的天津,聽起來實在有些諷刺的味道。

          歸結起來,天津“盛極而衰”的原因有兩點:

          首先是政府主動GDP擠水,將企業(yè)注冊在天津,但實際生產不在當地的產值,全部去除。

          一年時間,濱海新區(qū)的GDP從10002.31億元調整到了6654億元,天津人將其戲稱為“賓每新區(qū)”。

          其次是2017年的限產“環(huán)保風暴”中,很多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工業(yè)企業(yè)直接被關停。天津由于產業(yè)結構長期依賴傳統(tǒng)化工、石油、鋼鐵等行業(yè),加上環(huán)評及大宗商品周期性下滑疊加因素,使得天津汽車制造、石油和天然氣開采、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、有色金屬冶煉以及壓延加工業(yè)等重點行業(yè)增加值全部負增長,天津經濟立即陷入困境。

          天津的經濟增長下滑,也遠不止產業(yè)結構出現問題。

          拿經濟發(fā)展配套的金融業(yè)來說,天津的濱海新區(qū)作為繼上海浦東之后全國第二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(qū),獲得多項優(yōu)惠政策,其中包括金融改革試點。但十多年來,除了渤海銀行,天津幾乎再無能拿出手的金融機構。

          再從代表經濟實力的城市投資來看,天津經濟增長一直依賴投資拉動,高速增長的投資也為天津GDP帶來了每年增速超過15%的“繁榮”景象。

          這是因為這些巨額投資基本由國企和央企完成。根據統(tǒng)計,2007~2012年,各大國企、央企共在天津設立117個重大項目,總投資逾3600億元,占全市總投資的31.9%。這些投資以高耗能的重工業(yè)為主,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并未被調動起來。

          從2012年到2016年,天津的投資的增速從18.5%腰斬至8%。2017年,天津固定資產投資僅增長了0.5%,而同期,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7.2%,大環(huán)境不好,國企、央企紛紛收縮投資,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的民間資本更是不敢伸手了。

          冰凍三尺,非一日之寒,從經濟增速的“領跑者”跌為“后進生”,天津的處境前所未有的尷尬。

          2018年,天津以壯士斷腕的決心,一口氣關停和整改了314個工業(yè)園,致力于發(fā)展高技術制造業(yè)和戰(zhàn)略性新興產業(yè),石化、冶金和金紡等三大傳統(tǒng)產業(yè)的占比下降至2020年的35%。

          產業(yè)轉型帶來的“陣痛”也不可避免,2018年,天津的工業(yè)增加值高達6962.71億元,2021年下降到5224.57億元,天津雖然GDP達到1.57萬億元,但還是被相差僅660億元的南京甩開,無緣全國經濟十強。

          2018年,天津市委十一屆三次全會暨全市經濟工作會議勝利閉幕。會議通稿和全會決議都用這樣一句話來定位2018年:

          “對天津來說,是搶抓歷史性窗口期,實現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(fā)展轉變的生死攸關之年?!?/span>

          生死攸關的不止是經濟,還有人口增量。

          與20個一線和新一線城市比照,天津在十年間的人口增量僅有79.18萬,直接墊底。即使后來人口超過千萬,但其中還有不少是“戶口在津、人在京”的北漂。

          痛定思痛的天津,決意打響“制造業(yè)保衛(wèi)戰(zhàn)”,全面提升制造業(yè)實力,讓天津再次回歸工業(yè)重城地位。

          其實,這個“藥方”,天津早就開好了。

          2015年,天津就將城市定位從原來的“國際港口城市、北方經濟中心和生態(tài)城市”調整為“三區(qū)一基地”,即全國先進制造研發(fā)基地、北方國際航運核心區(qū)、金融創(chuàng)新運營示范區(qū)、改革開放先行區(qū)。

          規(guī)劃和戰(zhàn)略都有了,對天津來說,能否認真“照方抓藥”才是關鍵。

          8

          從“天津制造”到“天津智造”

          2020年,天津市提出“制造業(yè)立市”的戰(zhàn)略部署時,即以高新技術為基礎的智能化制造業(yè),天津的智能制造產業(yè)開始出現改善。

          其實作為北方的制造業(yè)重鎮(zhèn),天津從2015年開始,就根據自身優(yōu)勢布局智能產業(yè),規(guī)劃打造5至10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廠,10個以上智能制造特色產業(yè)集群,智能制造產業(yè)產值超過1000億元。

          2017年,天津召開第一屆世界智能大會時,參會的柳傳志說了一個金句:“天津市手里端著白米飯,但忙著為未來的老百姓燉一鍋紅燒肉?!?/span>

          經過幾年的培育,天津的智能制造業(yè)也迎來黃金發(fā)展期。2019年,天津發(fā)布數據稱,全市規(guī)模以上工業(yè)企業(yè)中,智能制造業(yè)企業(yè)的占比接近20%,其增加值占比接近30%,拉動全市工業(yè)增加值增長了2個百分點。新能源汽車、平衡車、醫(yī)療儀器設備及器械、服務機器人等新產品產量快速增長,分別增長22.7倍、84.2%、70.9%、47.2%。

          再從數據上看,智能制造產業(yè)也推動了天津新興產業(yè)占比升高?!笆濉逼陂g,天津工業(yè)戰(zhàn)略性新興產業(yè)增加值占規(guī)模以上工業(yè)增加值比重達到26.1%,高技術產業(yè)(制造業(yè))增加值占規(guī)模以上工業(yè)增加值比重達到15.4%。

          高新技術企業(yè)是發(fā)展“專精特新”中小企業(yè)的基礎,決定了城市創(chuàng)新發(fā)展的后勁與韌性。2022年,天津國家高新技術企業(yè)、國家科技型中小企業(yè)均突破1萬家,在北方城市位居前列。

          今年以來,天津集中簽約36個制造業(yè)項目,總投資達668億元,包括總投資195億元的5個新能源項目,總投資174億元的9個新一代信息技術項目,總投資83億元的6個高端裝備項目等,新動能整體項目占比超過八成。

          想要發(fā)展制造業(yè),固定投資必不可少。在京津冀一體化背景下,今年一季度,天津工業(yè)投資增長19.7%,高技術制造業(yè)投資增長48.6%,接近一半的增幅,成為天津經濟結構轉變的直接動能。

          作為北方最大的沿海開放城市,長期以來天津最大的兩張牌,一張是“工業(yè)牌”,另一張就是“港口牌”。

          工業(yè)經濟增長的同時,天津也在交通領域受到了國家關注。

          在《“十四五”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發(fā)展規(guī)劃》(以下簡稱“《規(guī)劃》”)中,重點提到,在“十三五”主要強調天津“港口”和“航運”的基礎上,未來五年,國家將為天津“插上翅膀”,進一步提升其航空貨運能力。

          而且“十四五”的《規(guī)劃》中,普速鐵路、高速鐵路、城市群城際鐵路,均提到了天津。更重要的是,其中還兩次專門點名了天津的機場。

          2021年11月,國家發(fā)展改革委發(fā)布的25個“十四五”首批國家物流樞紐建設名單,天津也以“空港型物流樞紐”的身份被納入其中。

          天津航空業(yè)的發(fā)展重點是“貨運”:成立天津貨運航空有限公司,開通貨運航線20條、貨運通航城市20個,建成順豐電商等三個產業(yè)園,空港口岸具備了水果、冰鮮水產品等指定監(jiān)管場地功能……

          顯而易見,智能制造業(yè)與兩張“經濟牌”的合打,對提升天津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有著重要的加速作用。

          不過,天津想重返全國經濟十強也并不容易,前有經濟強市繼續(xù)領先,后有青島、寧波等城市虎視眈眈,天津在今年一季度,排名已下降至全國第12位。

          天津經濟到底如何再次破局,迎來新的增長,始終是個迷局。

          不過,即便經濟上暫時的發(fā)展不如意,但天津依舊是除北京外,發(fā)展最好的北方城市。

          作為老牌直轄市,天津醫(yī)療、教育文化資源極其豐富。

          天津擁有430家醫(yī)院,其中五十多所是三甲醫(yī)院;坐擁56所高校,其中還有天津大學和南開大學兩所雙一流高校。

          天津還匯聚了數量龐大的科研院所,有不少都是中央駐天津的知名科研機構。不僅如此,天津還吸納了大批如字節(jié)跳動、騰訊、科大訊飛等幾十家大型科技企業(yè)落戶,提供了相當數量的就業(yè)崗位。

          更重要的是,天津的房價相比一線城市要低,今年一季度天津平均房價為19579.86元每平,低于北京、上海,甚至比杭州、南京、東莞等新一線城市還要低,而且天津落戶壓力也小于上述城市。

          最最重要的是,天津很多企業(yè)是到點就下班,加班?多活幾年比嘛不強?

          城市里里外外透著一股樂呵勁,隨便說一句都有人接過來抖個包袱,笑得人仰馬翻。

          也是,對天津人來說,“嘛錢不錢的,樂呵樂呵得了!”

          歷經繁榮與滄桑后重新改寫命運,這是百年天津身上發(fā)生的故事。

          放眼未來,新的故事是否能在天津人的樂觀與奮斗中繼續(xù)書寫,我們拭目以待。

          天津 發(fā)展 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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